[19]而在安全生产监管领域，同样有研究认为：职业安全监管机构通过执法金字塔底部的劝导模式，来提供指南标准与行业规程，这对于相关企业发挥了较大的合规促进作用。

法律推理并非单纯的实质说理过程，而必须要依据事前已经以权威性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一般性规范，即法来进行。而正如前面所说，辩护权不仅落实为诉讼过程中参与论辩，而且也要落实为书面上。

文章来源：《法学》2019年第1期。司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2]在所有纠纷解决方式中具有终局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纯粹的决断。其四，法律说理不充分。[48]参见陈瑞华：《辩护权制约裁判权的三种模式》，《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35]See Aleksander 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315. [36]同前注[35]，Aleksander Peczenik书，第313页。

所以，有效的判决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法律依据与事实理由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合乎逻辑与情理的方式展现出从法律与事实推导到裁判结论的过程。但这里作限缩解释为宜，即将后果限定于后一种——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例如，有的报告中呼吁，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职工和工会合法权益等行为，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就少年法庭机构和人员不稳定、影响审判工作开展的情况，检查组建议区别对待，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少年法院试点、加强少年法庭建设等。[61] （四）关注审判权的运行条件 审判权运行所需的各种条件配备落实情况也是执法检查中的一个重点。[78]次年，肖扬院长在另一场合特别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中关注的有关涉侨案件，高度重视，在坚持下级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下，认真督办并将办理进度和结果及时进行了反馈。这些影响与人大监督制度的法定功能不完全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法院及学界对人大监督法院的认知和期许。

这在涉及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劳动者、消费者等）立法的执法检查报告中尤为常见。[64] 也有一些是主观因素引起检查组的关注，尤其是审判人员的消极履职心态。

[31]也有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继承以及受教育权等民事、行政案件，要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特殊、优先保护原则，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2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的书面汇报》（1999年4月12日），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编：《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毫无疑问，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在执法检查中主要充当监督对象，但是，在某些检查活动中，法院既是监督对象，也是监督的受益者，甚至更多充当受益者的角色。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监督法》并未针对不同的监督对象设置不同的检查原则、方式、程序等。

办公条件特别是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办公条件简陋，开庭无场所，影响了工作的发展。[23]参见林彦：《执法检查：立法程序外完善法律的制度途径》，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值得一提的是，执法检查对审判权运行的影响与其对行政执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并未因监督对象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异。2006年底，肖扬院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一份专项工作报告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以学习和贯彻落实《监督法》为契机，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并要求各级法院积极配合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在执法检查等具体监督活动中为人大常委会提供全面、准确的材料。

例如，有报告声称，最高人民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于处理包间最低消费和禁止自带酒水等工商部门认定无效的格式条款，给予司法支持。这在一些针对特殊群体立法的执法检查中相对常见。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不仅不敢怠慢，而且认为需要认真对待。[2]2006年制定的《监督法》既未将《若干规定》的上述内容予以吸纳，也未予以否认。

有些条件是偏客观面向的。[70] （五）监督个案的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明确，执法检查组不介入个案的处理，但是，实践表明，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22] 三、执法检查对审判权运作的具体影响 与针对其他对象的执法检查一样，针对法院的检查的监督半径也超出了其法定功能的辐射范围。[72] 另一些报告尽管并未具体列明典型个案，但积极督促法院进行整改。[83]这一点也符合《监督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在跟踪检查报告中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就这些案件的处理情况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馈处理情况，对错案要坚决依法纠正，正确的也要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并以这些案件为典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制度，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其他涉侨信访案件的依法处理。

另一方面，深度参与《监督法》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对《若干规定》所划定的界限全盘接受，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具体案件和收到的群众来信，执法检查组应转交常委会办公厅，由办公厅统一转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常委会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具体案件应由法律实施主管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5]同时，他们详细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判断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标准。后因多方面的原因，到目前少年法庭减为2500余个，审判人员减少到7千余名，有的基层少年法庭名不副实。

该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一）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提出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执法工作的建议。有的行政机关在原告起诉后，通过各种关系向原告甚至法院施加压力，干预法院行使审判权。

同时，该委员会表示，将继续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情况开展跟踪检查。由于其对完善司法解释的影响笔者已做过专门论述，于此不赘。[27]也有报告要求：应切实加大执法力度。5年来全国法院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逐年下降，由2006年的3.1万件下降到2010年的2.6万件。

一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一手抓审判工作，一手抓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某市有一个公民，不服该市某公安机关的处罚，向法院起诉后，被告多次向原告施加压力说：你告状，我们要送你去劳教。

[8] 二、涉及法院的执法检查主题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执法检查的态度 由于议事资源的稀缺，也为了实现监督效果最大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执法检查主题的确定已形成比较明确的遴选标准。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要总结和推广上海等地人民法院在专利案件审判工作中高度重视诉讼指导、诉讼释明、诉讼调解的经验，坚持当判则判、能调则调、调判结合、息讼止纷的做法。例如，有报告建议公、检、法机关明年将超期羁押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依法进行清理，特别是超期羁押多年的案件，依法该判决的要及时判决，依法该释放的要及时释放。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统战任务在执法检查环节的投射。[50]也有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形成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合力，重点打击链条式、产业化犯罪网络。某县有12个乡政府在行政诉讼中当过被告，其中85%在诉讼中不积极应诉，既不及时举证，又不认真答辩。例如，有检查组认为，在民事诉讼领域，法院装备水平较低，办案经费普遍紧张。

执法检查组在个别情况下依然会过问个案，并且要求相关法院做出适当的回应。如一些法院判决明显偏袒当地当事人，为此甚至发展到争管辖权，法院委托执行本来是一种较好的执行方式，但效果普遍不佳。

然而，某些协调机制的倡导和运用是否违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值得深思。[57] 最后，是设置特别办案组织的经验。

例如，有报告中呼吁：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要和劳动争议仲裁及工会组织加强沟通与衔接，及时依法审理和调解各类劳动争议案件，积极化解纠纷。需要强调的是，与国务院相比，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执法检查对象的比例是很低的。